雷洋之死，我想起了被收容者孙志刚 | 谷雨推荐
▲2011年12月5日，志刚去世八年后，孙父站在志刚的墓前默哀。（图片来源于《活着》）
编者按
昨日，中国人民大学硕士雷洋嫖娼死亡事件因疑点重重而引发关注，在呼吁揭开真相的同时，人们想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。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，被收容遣送，被毒打，甚至剥夺生命，最后真相曝光，恶法被废止。 这次的雷洋事件，真相到来又要多久？
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
作者：陈峰 王雷 来源：南方都市报
3月17日：在广州街头被带至黄村街派出所；
3月18日：被派出所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；
3月18日：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；
3月20日：救治站宣布事主不治；
4月18日：尸检结果表明，事主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；
孙志刚，男，今年27岁，刚从大学毕业两年。
2003年3月17日晚10点，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。在其后的3天中，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：广州黄村街派出所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。
这3天，在这3个地方，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，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。3月20日，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（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）。
他的尸体现在尚未火化，仍然保存在殡仪馆内。
孙志刚死了
先被带至派出所，后被送往收容站，再被送往收容人员救治站，之后不治。
孙志刚来广州才20多天。2001年，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，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，20多天前，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。
因为刚来广州，孙志刚还没办理暂住证，当晚他出门时，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。
当晚11点左右，与他同住的成先生（化名）接到了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，孙志刚在电话中说，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。
在一份《城市收容“三无”人员询问登记表》中，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：“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，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，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。”
孙志刚在电话中让成先生“带着身份证和钱”去保释他，于是，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，到达时已接近晚12点。
出于某种现在不为人所知的原因，成先生被警方告知“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”。在那里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，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，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，都说“这个人不行”，但并没解释原因。
成先生说，其中一个警察还让他去看有关条例，说他们有权力收容谁。
成先生很纳闷，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，他的朋友告诉他，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，可能有两种情况，一是孙志刚“犯了事”，二是“顶了嘴”。成先生回忆说，他后来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，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“怎么被抓的，有没有不合作”，孙回答说“没干什么，才出来就被抓了”。成先生说:“他（孙志刚）承认跟警察顶过嘴，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”。
警察随后让孙志刚写材料，成先生和孙志刚从此再没见过面。
第二天，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，据他回忆，孙在电话中“有些结巴，说话速度很快，感觉他非常恐惧”。于是，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。之后，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，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，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，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，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，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。
3月19日，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，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（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）去了。在护理记录上，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。
成先生说，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，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，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。
20日中午，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，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：孙志刚死了，死因是心脏病。
护理记录表明，入院时，孙志刚“失眠、心慌、尿频、恶心呕吐，意识清醒，表现安静”，之后住院的时间，孙志刚几乎一直“睡眠”：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，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“病情迅速变化，面色苍白、不语不动，呼吸微弱，血压已经测不到”。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，10分钟后，宣布停止一切治疗。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。
医院让孙志刚的朋友去殡仪馆等着。孙的朋友赶到殡仪馆后又过了两个小时，尸体运到。
护理记录上，孙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。
孙志刚是被打死的
尸检结果表明：孙志刚死前几天内曾遭毒打并最终导致死亡。
医院在护理记录中认为，孙是猝死，死因是脑血管意外，心脏病突发。在向法医提出尸检委托时，院方的说法仍是“猝死、脑血管意外”。据3月18日的值班医生介绍，孙志刚入院时曾说自己有心脏病史，据此推断孙志刚死于心脏病。但是，这个说法遭到了孙志刚家属和同学的反驳，孙志刚父亲表示，从来不知道儿子有心脏病。
同样，法医尸检的结果也推翻了院方的诊断。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4月18日出具的检验鉴定书中，明确指出：“综合分析，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”。
虽然孙的身体表面上看不出致命伤痕，但是在切开腰背部以后，法医发现，孙志刚的皮下组织出现了厚达3·5厘米的出血，其范围更是大到60×50厘米。孙志刚生前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四、肩宽背阔的小伙子，这么大的出血范围，意味着他整个背部差不多全都是出血区了。
“翻开肌肉，到处都是一砣一砣的血块。”4月3日，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解剖孙志刚尸体，孙志刚的两个叔叔孙兵武和孙海松在现场目睹了解剖过程。“惨不忍睹！”孙兵武说，“尸体上没穿衣服，所以伤很明显。”
孙兵武说，他看到孙志刚双肩各有两个直径约1·5厘米的圆形黑印，每个膝盖上，也有五六个这样的黑印，这些黑印就像是“滴到白墙上的黑油漆那样明显”。孙兵武说，他当时听到一名参加尸体解剖的人说“这肯定是火烫的”。
孙兵武说，他看到在孙志刚的左肋部，有一团拳头大小的红肿，背部的伤甚至把负责尸检的医生“吓了一跳”，“从肩到臀部，全是暗红色，还有很多条长条状伤痕。”医生从背部切下第一刀，随着手术刀划动，一条黑线显现出来，切下第二刀的时候，显现出一砣砣的黑血块。
法医的检查还证明，死者的其他内脏器官没有出现问题，“未见致死性病理改变”。
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：孙志刚死亡的原因，就是背部大面积的内伤。
鉴定书上的“分析说明”还指出，孙的身体表面有多处挫擦伤，背部可以明显看到条形皮下出血，除了腰背部的大面积出血以外，肋间肌肉也可以看到大面积出血。
“从软组织大面积损伤到死亡，这个过程一般发生在72小时内。”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介绍：“软组织损伤导致细胞坏死出血，由于出血发生在体内，所以眼睛看不见，情况严重会导致广泛性血管内融血，这一症状也被称作DIC。DIC是治疗的转折点，一旦发生，患者一般会迅速死亡，极难救治。所以类似的治疗，早期都以止血、抗休克为主，目的是阻止病情进入DIC阶段，没有发生DIC，患者生还希望极大。”
3月18日晚上11点30分，孙志刚被收容站工作人员送到医院（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）。当天值班医生在体检病历“外科情况”一栏里的记录只有一个字：“无”，“精神检查”一栏里的记录是“未见明显异常，情感适切”，初步印象判断孙志刚患有焦虑症或心脏病。
对于孙志刚背部大面积暗红色肿胀，双肩和双膝上可疑的黑点以及肋部明显的红肿，病历上没有任何记录。在采访中，当晚的值班医生承认，由于当晚天黑，没有发现孙志刚的外伤，第二天，“由于患者穿着衣服，也没有主动说有外伤”，还是没有发现孙志刚严重的外伤。
“（护理记录中）所谓的睡眠很可能其实是休克”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：“由于内脏出血，血压下降，患者会出现创伤性休克，这是发生DIC症状的前兆之一，应该立即采取抢救措施。”
但是护理记录上，还只是注明“（患者）本班睡眠”。
按法医的说法，孙志刚体内的大出血，是被钝物打击的结果，而且不止一次。“一次打击解释不了这么大面积的出血”，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医在看完尸检结果以后说。
从尸检结果看，孙志刚死前几天内被人殴打并最终导致死亡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孙身体表面的伤痕并不多，而皮下组织却有大面积软组织创伤，法医告诉记者，一般情况，在冬季穿着很厚的衣服的情况下，如果被打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而3月17日至3月20日的有关气象资料表明，广州市温度在16℃—28℃之间，这样的天气，孙当然不可能“穿得像冬天一样”。
那3天，孙志刚在黄村街派出所、收容站和医院度过的最后生涯，看来远不像各种表格和记录中写得那么平静。
孙志刚该被收容吗？
有工作单位，有正常居所，有身份证，只缺一张暂住证。
接到死者家属提供的材料以后，记者走访了孙志刚临死前3天呆过的那3个地方。
黄村街派出所拒绝接受采访，称必须要有分局秘书科的批准。记者赶到天河分局，在分局门外与秘书科的同志通了电话，秘书科表示，必须要有市公安局宣传处新闻科的批准。记者随后与新闻科的同志取得了联系，被告知必须先传真采访提纲。记者随后传了采访提纲给对方，但截至发稿时为止，尚没有得到答复。
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的一位副站长同样表示，没有上级机关的批准，他无法接受采访。记者随后来到广州市民政局事务处，该处处长谢志棠接待了记者。
谢志棠说，他知道孙志刚死亡一事。“收容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人员，打人是会被开除的，而且收容站有监控录像”，谢志棠说，孙为什么被打他不清楚，但绝对不会是在收容站里被打的。在发现孙志刚不适以后，他们就立刻把孙送进了医院。
“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把握可以保证，收容站里是不会打人的”，谢志棠说。谢志棠还说，孙被送到收容站的时间并不长。
与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一样，收治孙志刚的广州市脑科医院的医教科负责人也表示，孙的外伤绝对不是在住院期间发生的。这名负责人介绍，医院内安装有录像监控装置，有专人负责监控，一旦发现打架斗殴，会立即制止。记者要求查看录像记录，该负责人表示，将等待公安部门调查，在调查结果没出来前，他们不会提供录像资料给记者。
▲孙志刚之死，引发网络强烈关注。2003年孙志刚死后，不少网友自发撰写墓志铭并打印邮寄给孙禄松。
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？
民政局认为收容站不可能打人，救治站否认孙的外伤发生在住院期间，黄村街派出所拒绝接受采访。
在离开收容站前往医院时，孙志刚曾填写了一张《离站征询意见表》，他写的是：满意！感谢！感谢！
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孙志刚当时的心情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连写两个“感谢”，是在感谢自己被收容吗？
记者在翻阅有关管理条例并征询专业人员以后，才发现，孙志刚似乎并不属于应该被收容的对象。
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2年2月23日通过并已于同年4月1日实施的《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》中，明确规定，“在本省城市中流浪乞讨、生活无着人员的收容遣送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”。
黄村街派出所的一位侦察员在填写审查人意见时写道：“根据《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》第九条第6款的规定，建议收容遣送。”
这一款是这样规定的：
第九条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应当予以收容：……（六）无合法证件且无正常居所、无正当生活来源而流落街头的；《规定》中还明确规定：“有合法证件、正常居所、正当生活来源，但未随身携带证件的，经本人说明情况并查证属实，收容部门不得收容”。
孙志刚有工作单位，不能说是“无正当生活来源”；住在朋友家中，不能说是“无正常居所”；有身份证，也不能说是“无合法证件”。
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，很清楚记录着孙本人的身份证号码，但是在黄村街派出所填写的表格中，就变成了“无固定住所，无生活来源，无有效证件”。
孙志刚本人缺的，仅仅是一个暂住证。但是记者在任何一条法规中，都没查到“缺了暂住证就要收容”的规定。记者为此电话采访广州省人大 法工委办公室，得到了明确的答复：仅缺暂住证，是不能收容的。
能够按广州市关于“三无”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的，仅仅是不按规定申领流动人员临时登记证，或者流动人员临时登记证过期后“未就业仍在本市暂住的”人员。
但不知为什么，在黄村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，在“你现在有无固定住所在何处”和“你现在广州的生活来源靠什么，有何证明”这两个问题下面，也都注明是“无”。
成先生已经向记者证实孙志刚确实是住在他处的，此外，记者也看到了服装公司开出的书面证明，证明孙是在“2003年2月24日到我公司上班，任平面设计师一职，任职期间表现良好，为人正直，确是我……服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”。
为何在有孙志刚签名的笔录中，他却变成了无“生活来源”呢？这现在也是个未解之谜，民政局的谢处长对此也感到很困惑，“他一个大学生，智商不会低，怎么会说自己没有工作呢？”
于是，按照询问笔录上的情况，孙志刚变成了“三无”人员，派出所负责人签名“同意收容遣送”，市（区）公安机关也同意收容审查，于是，孙志刚被收容了，最后，他死了。
孙志刚的意外死亡令他的家人好友、同学老师都不胜悲伤，在他们眼中：孙志刚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很有才华，有些偏激，有些固执。孙的弟弟说，“他社会经验不多，就是学习和干工作，比较喜欢讲大道理。”
孙志刚的同班同学李小玲说，搞艺术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孙志刚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不过遇事爱争，曾经与她因为一点小事辩论过很久。
孙志刚死亡后，他的父亲和弟弟从湖北黄冈穷困的家乡赶来，翻出了孙生前遗物让记者看，里面有很多获奖证书。“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。”不过，现在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，“如果没有读过书，不认死理，也许他也就不会死……”
▲孙志刚墓志铭，“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制进程”的值得纪念的人——孙志刚。
记者手记 | 孙志刚：公民权利的符号
作者： 王雷
2003年3月17日，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被收容，三天后他被发现死在了收容救治站。这条新闻一度离我们那么遥远，孙志刚的家属们在各个部门忙于奔波，却没有主动找报社。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，孙志刚一位高中同学的大学同学，与陈峰的一个网友认识，这名网友是北京的一位记者，她把消息告诉了陈峰。
这时，深度刚刚成立，我半年多前从内地媒体到《南方都市报》做机动记者，陈峰抛下河南一家报社副总编的职务，也来深度报道。我们还有很多同事以前是内地媒体的主任，大家来到广州，进入《南方都市报》做普通记者、编辑，大概都是为了那珍贵的理想。
没想到，检验理想的风暴竟来的这么快。
陈峰见到孙志刚的家属们时，他们其实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，包括孙志刚被收容的《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》、收容站的离站征询意见表、救治站病历和护理记录、死亡证明等文件。这些文件已能大体勾勒出孙志刚被收容后的经历，却无法回答孙志刚真正的死因。
《死亡证明》上写的是“猝死。脑血管意外，心脏病突发”，但家属印象里，孙志刚没有心脏病，而且在殡仪馆，他们看见尸体有许多伤痕。
对“猝死”的文字定义是：看来貌似健康的人或病情经治疗后已稳定或正在好转的患者，在很短时间发生意想不到的非创伤性死亡，“猝死”的主要原因是心脏病。几年后我才理解猝死的真正含义，随后采访的几个案件，当事人莫名其妙死亡均被定为猝死，尽管他们都没患心脏病，但鉴定结论却与孙志刚的惊人相似——“心脏病突发”。
为了规避报道可能带来的风险，我们尽量小心，甚至宁愿违背新闻时效性原则。其实我们去殡仪馆，拍下孙志刚满身伤痕的照片，难道就不能发表吗？为了拿到最有说服力的证据，我们决定等。等中山医科大学的法医鉴定结论。
这种高度紧张的警戒心，恐怕是记者职业的特色之一。几天前福建的飓风报道，就让福建省高官大怒，公开指责媒体夸大死亡人数。在他们的逻辑里，记者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的都是虚幻的假象，只有办公室统计的数字才是唯一真实。记者自己下去采访，写了报道，就违背了纪律，就应该受批评甚至处分。
为了安全，记者只好发已经统一口径的新闻，或者干脆放弃。我们在中山医科大学做出正式的死亡鉴定结论后才报道，就是一种损失时效换取安全的不得已办法。
这份鉴定结论成为孙志刚案报道的基石，它写明“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”，翻译成通俗的话，孙志刚是被打死的。在同年的黄静案中，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教授实事求是的工作尤其可贵，黄静案做了五次死亡鉴定，竟然每一次的结论都不一样，而孙志刚的鉴定则一锤定音。
孙志刚死了。孙志刚是被打死的。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？要回答事实，只有继续采访，挖掘事实。
孙志刚被收容后历经三个场所：黄村街派出所，广州市收容站和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。“民政局的人说人死在医院，要我们去找卫生局，卫生局把我们支到了医学会，在孙志刚死的医院，保安连大门都不给进，想要回志刚临终前穿的衣服，他们说‘永远都找不到’，再去，没人理睬，还派五个人堵在门口不让进……”这是孙志刚家属奔波一个月的收获，现在，该我和陈峰去调查了。
第一次，我拌做孙志刚的大学同学随着家属暗访。在天河区公安局一楼大厅，等了20多分钟，一名女警察下楼，让我们去找市公安局督察处；在检察院，工作人员开会，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散会，只好留下了一份材料；在收容救治站，果然连大门都没能进去。
门口的保安问我们找谁，孙志刚的父亲不知道该找谁，他说想要回儿子的衣服，保安说烧掉了，以后别来了。我亮明记者，用传达室电话和一名值班医生通话，医生根本不理睬我，我被激怒了，非要进去，保安们上来拽我，孙志刚的家属也赶忙把我拉开，保安们“哗”地锁上了大铁门。
真相也许就在门后，但你永远也无法接近。
第二次，我和陈峰去救治站，为了想办法混进去研究了半天，结果却简单无比，我们坐报社的车，在门口按了一下喇叭，保安根本没上前询问就开了铁门，我们噌地开了进去，把已经掏出来捏在手里的记者证又放回了包里。
我们走进救治站说明来意，里面的人倏地站起来，吼着：“出去！”
回到报社，我通过114找到广州市脑科医院电话，终于采访到一名医教科负责人，她说医院里装有摄像头，医护人员随时监控，不可能是在医院挨的打。在广州市民政局，一名处长对我们说“有99.9%的把握可以保证，收容站里是不会打人的。”
时至今日，孙志刚挨打的录象仍没有公开，正如黄静尸检的照片没有公开一样。
2003年4月24日晚12点，在《南方都市报》5楼编辑部，副总编杨斌，编辑陈志华，陈峰和我每人手里拿着一张小样，做报纸付印前的最后一遍检查。
“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”几个粗黑的大字横贯两个板，五千多文字排列在一起，照片里孙志刚和弟弟孙志国的眼睛逼视着前方，评论部编辑孟波写的“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？”也已经上版，一切采编工作都已完成，明天一大早，几百万《南方都市报》的读者就会读到这条新闻，而现在，报纸小样就静静躺在办公桌上。
这一刻，每个人心里突然都有些惴惴不安。文章见报后会发生什么？